【名家故事】我的求学治学之路(文/文秋芳)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23-05-18 23:00:13

说明:本文摘自“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系列(第一辑)《文秋芳英语教育自选集》 一书。


我和英语结缘,始于1963年我进入江苏省镇江中学学习。我和英语教育结缘,始于1976年我在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留校任教。我1968年下乡插队当农民,当过代课教师教过英语。有过三次境外学习经历:1982年在印度孟买大学攻读硕士;1990年在香港大学攻读博士;1999年赴美国哈佛大学访学;有过三个工作地点:1976年我留在南京师范大学任教;1993年进入南京大学任教;2005年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我的一生和英语结缘,几乎没有做过其他工作。作为一个英语学习者,一个英语教师,一个英语教育工作者,一路走来,近30多年经历了国家的振兴和中国英语教育事业的高速发展。


在港大的读博经历

攻读博士学位是我多年的梦想。我在香港大学有过两次博士生注册的经历。香港大学博士生学籍管理规定,申请人向院系高等学位委员会提交博士论文开题报告,并获得通过后,才能缴费注册为博士生。1989年前,我在教学与教学管理的实践中考虑教学改革,总是想在教材、教法和语言政策导向上思考突破口。所以,起先我确定的博士论文选题是:“中国英语课程设置的改革与变迁”,按规定缴付了一年的学费(约6800港元),注册时间为1989年6月。同年7月我去香港中文大学参加一个国际研讨会,有一位主旨发言人介绍了西方刚刚兴起的英语学习策略研究,我拓开了视野,认识到当今世界范围内的二语习得的研究热点,已经把研究教师如何教转移到研究学习者如何学,学习活动中学生是主体。我立刻意识到在这个领域大有可为,我也有兴趣,于是产生了要更换博士论文选题的想法。我与导师交换了看法,起先他不同意,要我认真考虑。因为要换选题,就必须向高等学位委员会重新提交报告,重新评审,重新缴费,重新注册。要浪费一年的学费。在当时,6800港币对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我认为损失一些钱是暂时的,确定一个自己喜欢的,有更广阔前景的领域是长久的。由于我的坚持,他也就让步了。我第二次注册的时间是1990年5月,选题是:“英语学习者因素与英语成绩之间的关系”。 重点是研究英语学习策略。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决策是正确的。

按当时规定,香港大学博士生没有规定学习的课程,学什么,听什么课完全由自己决定,独立做研究。硕士阶段,我学习的是理论语言学,现在要进到一个新的应用语言学领域,既要学习基础理论,又要学习研究方法,困难非常大。于是,我埋头读书,听课,听讲座,参加学术会议,向周围的人学习求教。那时在香港大学读博士的大陆学生人数很少,中央教科所的孟宏伟是我的同学。我学习研究方法时,就向他学习定量研究方法,另外学习过程中港大老师David Watkins等人手把手地教我数据分析,对我帮助很大。使我很快就熟悉了定量研究方法。接着我又学习定性研究,学习收集数据与分析数据的方法。与定量研究相比定性研究其方法更不易确定,需要看很多书自己查资料,自己动手,去做去想。

在学习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研究方法虽然重要,但它只是为研究问题服务。没有理论基础就提不出有价值的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再熟练也无济于事。懂得这个道理,我就大量阅读相关书籍,拓宽知识面,加强理论基础。在港大三年期间,我特别喜欢参加各种各样的研讨会,认真倾听每个人的发言,积极参与讨论。我认为这是一个训练研究评价能力的好机会。对别人研究设计中出现的问题敏感,是评价研究能力的重要方面。我把参加研讨会看成是一次测验,看我能否提出有价值的问题。

依据我的博士论文选题设计,要在上海、南京的5所高校,选定250名英语专业的学生作为调查研究对象,就他们的性别、家境、学习动机、观念、策略、等要素设计调查问卷,通过问卷调查,采集上万个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建立影响英语学习成绩诸因素模型。从中挑选出15人作为个案研究对象。分别对他们进行面谈录音采访,对他们在自然状态下的学习过程进行摄像,请他们做一周翔实的学习日记。本项研究就是要通过问卷调查和个案研究,揭示学习动机、观念、策略等要素之间的关系。显然,做这个选题,采集数据的工作量是相当可观的。功夫不负有心人,港大三年的学习圆满结束了。这是我人生科学研究生涯的新起点,为我日后投身到中国英语教育的实证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南大的教学与研究


一、本科教学及教学改革


1993年我担任一年级综合英语课程。其后,我担任过三年级阅读课程和二年级口语课程。担任这些英语技能课时,我琢磨的最多的问题有两个:(1)如何优化课堂交际模式,让每个学生得到最优化的实践练习:(2)如何让英语专业的学生用比较简单的语言讨论有一定深度的话题,以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就这些问题,我经过两年多的课堂教学实践,提出了一种新的授课形式,根据教学经验撰写了“让学生最大限度地参与英语课堂学习”。

1997年前后,我又运用语言实验室尝试大班口语教学。我让学生通过话筒,在互不干扰的情况下,同时进行单人、对子、小组等多种形式的口语训练,我运用监听检查学生练习情况,用复听学生磁带的方法在大班进行讨论、讲评,据此我撰写了“评价语言实验室的口语教学”

1998年我们尝试用一门《综合素质实践课》取代了4周左右英语专业课。它是集多种功能为一体的跨班级、跨年级的模拟社会实践。该课程有教学大纲、教学计划,评估体系。该课程的教学理念是:面向全体、发展个性、注重全面、突出创新、强化协作,教学目标是:训练“四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方法);培养两个初步能力(从事本专业工作的初步能力,从事本专业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最终达到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目的。经过三学期的实践,基本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课程体系。在《外语界》1999/3上发表的“综合素质实践课—从理论到实践”记录了我们的做法。


二、研究生教学与教学改革


在南大10年中,我教授过4门硕士生课程(英语学习心理、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应用语言学导论、论文研讨)、3门博士生课程(语言学流派、研究方法与研究评价、第二语言习得理论),指导了45名硕士生和25名博士生。

研究生阶段的教学应该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也就是说指导老师要与学生同步学习。例如硕士生上我的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课程,我希望学生用最新杂志上的文章来说明教材中的抽象概念。例如讲到定量研究设计、定性研究设计、定量与定性混合设计时,我就要求学生运用国际英文杂志上近年来发表的论文来说明。这样学生就必须到图书馆自己寻找相应的文章。当然,我也要跟着阅读,否则我无法界定他们所举的案例是否正确。一个班学生分成5组找文章,学生读一篇,为了上课我要同时读5篇。虽然增加了备课工作量,但也乐在其中。我说,这是学生在推着我学习新东西。要不然我成天忙于事务,难以抽出时间提高自己。每个年级都会找不同的文章,自然而然地就扩大了眼界。

我对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要求比较严格,要做好学问先要做好人。我在硕士生、博士生中提倡合作学习的精神,创造机会让大家组成学习团队,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希望他们毕业以后不仅能教英语做研究,还要具备组织才能和协调能力,成为学术带头人或学术骨干。我们主张建立培养研究生的教学团队,发挥每个教师的强项,团队共上一门课,集体指导硕士生、博士生。在《中国外语》2006/2上发表的“构建合作型团队机制,培养创新性人才群体”,记录了我们在研究生培养方面的思路和做法。


三、创建南京大学国际化应用文科强化班


中国加入WTO后,国家对既懂外语,又熟悉国际事务的高端人才需求大增。我认为现行的本科阶段采用外语加涉外专业的所谓复合型模式难以达到这一目标。 2001年底,我想借申报江苏省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之机,探讨一种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即由外国语学院总牵头,与商学院、法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协作,用6年时间共同培养本硕贯通的高级人才。在张副校长和教务处邵进老师的支持下,我们成功申请到重点项目:“国际化文科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研究与实践”。实施过程中,我们在全校范围内二次招生,吸纳了全校各文科院系外语好的人才,重新组成一个国际化应用文科强化班。安排最好的老师给他们上课。该班的培养目标是:英语功底扎实、专业基础好、综合素质高、国际知识宽广、有创新能力的专门人才;能运用英语胜任涉外商贸、法律、新闻等现代中观和宏观管理工作。该强化班的特色是“国际化”、“应用型”和“高层次”,其培养模式是:本硕贯通,强调英语与应用文科之间学科交叉和渗透。


四、英语学习策略研究


1993年学成归来,我就想要把自己全面系统研究中国人学习英语策略的理论和方法和大家分享。于是,依据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和研究结果,写成了《英语学习策略论》一书,成稿后请桂诗春先生为该书作序,桂先生在当时策略研究完全不被国人重视的情况下,在序言中写道:“…并竭诚向读者推荐这本难得的好书。”正是桂先生的力荐,使《英语学习策略论》这本书稿能够及时走向读者。1996年该书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2000年外研社从国外引进语言学系列丛书时,我为美国教授Andrew D.Cohen的《学习和运用第二语言的策略》一书撰写了近3万字的导读,为国内学者阅读这本书扫平道路,系统推进国内该领域的发展。2003年写成《英语学习的成功之路》,同年编撰出版了《英语学习策略实证研究》,2004年编撰出版了《英语学习策略理论研究》。我在英语学习策略研究领域先后发表相关论文14篇。2003年我在南京大学主办了由美国专家Andrew D.Cohen、新加坡Peter 顾教授和我共同主讲授课的英语学习策略国际研修班,次年由我独立主讲授课举办了第二期研修班。两次办班,全国有近200所高校,480名骨干教师和研究生参加,在学界产生了影响。

2004年6月我赴英国牛津大学参加国际“语言学习中学习者策略的国际研讨会”。会议规模很小,但级别很高,到会的仅有25名各国研究外语学习策略专家,其中有外语学习策略研究领域的开创者Joan Rubin,她虽已70开外,但精神矍铄,思维敏捷,步法矫健。还有撰写“Learning strateg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的第二作者Chamot,她话语不多,但阐述的问题有深度。会上,我宣讲的题目是:“Strategy training,L2 learning and learner autonomy”(学习策略、二语学习、学习者自主性)。专家们在交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该领域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谋划未来该领域的研究走向与合作研究的方式。在这一系列学术交流活动中,我认为中国在该领域的发展和国际基本是同步的。


五、负责全国性的英语口语测试


1994年秋,刘海平教授参加全国高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年会。他带回来一个信息:英语口语测试是教学环节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为推动全国英语专业的口语教学,会议决定要启动全国英语专业的口语统一测试研究立项。刘老师问我愿不愿意承担这项研究工作。得知这一讯息,我欣然答应。要实现全国范围的英语口语统一测试,我必须着手解决全国范围大规模口语统一测试中的理论层面和操作层面的一系列技术难题。1994年我们就“建立我国大规模英语口试体系的研究与实践”这一课题展开了系统研究。逐步解决了口试的形式、口试的题型、评分的标准、评分的方法,考官的培训以及如何实施等一系列技术难题。该项目前后历经5年试点,逐步形成了一个较为科学,符合国情,可以在全国付诸实施的大规模英语口试体系。得到专家肯定,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年会决定:“从1999年起在全国逐步推广英语专业四级口试……”随后,仍由我主持的英语专业八级口语、口译考试体系的研究与实践项目又进入试点。2003年,所有口试研究的项目全部完成结项。全国英语专业八级口语口译考试也已经正式推广。随着口语测试研究的深入和英语专业的口语统一测试在全国逐步推行,一批研究成果相继出现。我撰写了《英语口语测试与教学》和《全国英语专业四级口试指南》;主编了《英语口语研究与测试》;先后发表了9篇相关论文。


六、英语学习者语料库的建设与研究


1999年7月1号我第四次来到瑞典哥德堡大学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合作研究,9月1号,我抵达美国波士顿,在哈佛大学燕京学院访学一年。中途,我访问了夏威夷大学应用语言学系,初步接触了解到语料库建设和研究的动向,并在该校购买了美国口语语料库的资料盘。2000年我从美国回来时,也想建个语料库。当时,桂诗春教授和杨惠中教授正着手共同建设中国学习者英语语料库(注:该库已于2003年出版,书面语料,库容量100万词,全部进行了错误标注)。当时,我们有录音口试素材的便利,就想到建设一个英语专业的口笔语语料库,但困难很多。华南师范大学何安平教授是我国首个语料库研究领域的博士,2002年我请她来南京大学讲学。她热情地讲解把我们引领入门。她和桂诗春教授还把从事语料库研究的经验和资料无私地与我们分享。2003年4月我又邀请英国伯明翰大学Susan Hunston教授来南大讲学,专门讲解语料库的研究方法。建库过程中,卫乃兴教授、李文中教授、濮建忠教授也都提出过很多宝贵的建议。2003年王立非完成博士论文后,进入了南大博士后流动站。他作为项目协调人负责语料库的建设,经过两年工作,2005年7月《中国学生英语口笔语语料库》由外研社出版面世。该语料库内含1148个中国学生的英语口语语音样本,以及200多万词的英语口语与书面文字样本。所有文字均经过赋码,方便了英语教学和研究人员使用这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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